藝術作品中的商業和政治

逝去的政治生活被時間衝擦得有點矇矓，令人感到疏離。部份藝術工作者以作品去重溫歷史，並非源自創作或表達的需要，而是為了生產商品。

國慶節回澳渡假期間翻閱港、澳報章，分別在澳門日報和香港明報讀到有關北京現代藝術的報導，介紹了壹號地三一八藝術區及七九八藝術區。後者已漸具規模，舉國聞名，成為旅遊景點之一，甚至作為向西方人展示中國現代藝術的樣板場所。北京朝陽區崔各莊內的三一八藝術區則是近兩年興起的，建有多家美術館及百多個藝術家的工作室。就在這京郊土地上，澳人樹立了澳門現代藝術標誌物-北京全藝社當代藝術中心，並於十月四日起舉辦澳門當代藝術展。

全藝社友兼畫家朱綽信撰文，道出設立該中心的目的和功能， 「致力推動澳門的當代藝術………變成港澳台藝術家與信息的一個交流中心”。但引起我這個門外漢好奇的是北京如何容下二十來個大大小小的藝術區和兩萬多藝術工作者。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港澳台以及國外的藝術工作者，買家和藏家。朱綽信的文章指「北京作為全球觸目的大都會，藝術創作活力無限，藝術市場備受國際關注。”

為今趟藝展穿針引線，做了不少籌備工作的畫家吳少英近年活躍於北京各藝術區，最後紮根三一八，租用一間工作室進行創作。她給我解釋，「區內藝術家多來自內地。只要在地方上略具名聲者，都希望在北京尋找據點。此外，藝術需要交流，區內志同道合者眾，有利於活躍思路。收藏家亦懂得來此探路，賦予創作人機會，造就了藝術商品市場。對她而言，交流，市場及展示作品的機會均是北京藝術區的吸引元素。

十月五日回京，翌日重訪三一八，觀賞澳門二十五件作品，並與畫家吃了頓鄉村風味的午飯。我們邊吃邊談起藝術中的政治問題。我詢問當局對現代藝術家的監控放鬆了嗎，答道：「明顯放開了。八十年代圓明園藝術村公安入屋抓人的事沒有了，但說全無壓力和禁忌又不是實況。創作者心中自有底線，不會超越。”

吳小姐以女性特有的陰柔說「一切需要時間。領導人需要時間去接受新事物，民間亦需要時間來適應政治上的改變。」

五日晚上與藝術家杯酒言談間，一位內地畫家不滿部份創作人總是環繞著政治議題來創作，例如大量製作與文革人物、場景相關的作品。他憤憤然說他們是拜金主義者。一位葡國畫家則建議中國的現代藝術家應回歸藝術的本質來創作，進行更深層的探索。創作的泉源不應局限於社會主義事物、毛裝人物的範圍。吳少英用比較法解譯這種現象，說這情況不單發生在中國，德國東部(前東德)亦然。人類總有懷舊情意結，亦可能存在媚外和商業的因素。總的來說，懷舊、潮流和媒體炒作均是這類政治議題作品的誘因。

社會主義藝術品備受買家追捧，如同九十年代興起的「毛家菜」和「憶苦思甜」餐，政治並非主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