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會員個展計劃」:《載體・狂瀾》——陳文建個人作品展
《載體・狂瀾》——陳文建藝術實踐的演變軌跡
策展人│呂澤強
初次看到陳文建的畫作時,畫面中的盒子盛載着一顆顆桃子,其色彩運用與筆觸質感令我聯想到塞尚。當時,我以為文建關注的是物體「形態」與空間結構之間的關係。及至與他深入交談後,我才了解到,這些看似平靜的靜物畫背後,其實隱藏着一段獨特而持續推進的藝術追尋。
本次展覽雖然受到場地空間限制,未能完整展示文建各個時期的作品,但我仍希望藉由選取其不同階段的代表作,向觀眾勾勒出他藝術語言的演變歷程:從具象寫實出發,逐步拆解既有形態,並進一步開拓多種抽象表現的可能性。
本次展覽是全藝社「新會員個展計劃」之一。然而,文建並非初入藝壇的創作者,而是一位具備相當藝術資歷與扎實繪畫基礎的藝術家。早年,他接受傳統學院式美術教育,其寫實作品曾多次入選國家級展覽,亦受到收藏家的關注與青睞。
文建告訴我,他後來的藝術轉向,源於「新冠」疫情期間的一段日常經驗。當時,網購成為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不斷拆開一箱又一箱的郵寄包裹。這些反覆出現的盒子,以及拆封、切割、開啟與取出物件的過程,使他聯想到藝術中對具象形體的拆分與重組。
他於是選取「盒子」與「桃子」作為繪畫母題:盒子堅硬、規整而冷峻,桃子則柔軟、飽滿,具有生命感與易腐性。兩種性質迥異的物件相互並置,構成其後一系列造型實驗的起點,也開啟了他對「拆解」這一概念的持續研究。
推動這一藝術轉向的重要契機,是文建報讀澳門大學藝術與設計系視覺傳播碩士課程。透過與不同專業領域的老師及同學交流,他接觸到更廣泛的當代藝術觀念與實踐方式。其後,他在老師於校內為他預留的課室兼工作室中,全心投入繪畫研究,使藝術重心逐漸由具體題材的描繪,轉向對抽象語言及繪畫本體的思考。
這一階段的藝術實踐,主要圍繞《盒子與桃子》展開。作品中的意象,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受到容器庇護的生命體,也可以被視為一道具有象徵意味的裂隙。
畫面以沉默而充滿內在張力的方式展開:一個冰冷、帶有幾何棱角的盒子,與一顆飽滿、甚至隱約帶有腐敗暗示的桃子並置。這種組合並非源自預先設定的明確象徵,而更接近一種直覺性的繪畫衝動——藝術家把兩種質地、形態與精神氣質截然不同的物件,強制納入同一視域之中。
正是在這種看似不協調的結合裏,作品映照出藝術家自身尚未完全釐清的內在矛盾:理性與感性、秩序與慾望、保護與禁錮、生命與腐朽彼此拉扯,卻又相互依存。
其後,這種矛盾進一步推動文建的繪畫發展,並分化成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猶如《盒子與桃子》內部的兩股力量各自延伸,最終衍生出《盒子》與《核變》兩個系列。兩者在形式語言上看似相互對立,但對藝術家而言,卻都是從同一內在問題自然生長出來的必然方向。
《盒子》:邊界、禁錮與修煉
在《盒子》系列中,文建向我道來:“「盒子」被視為一種近乎完美的載體。它既是一座封閉而精密的囚籠,也是一個絕對寂靜、自成秩序的宇宙;更進一步而言,它象徵着人的肉身——一個承載痛苦、靈魂、記憶與修煉的容器。正如「道火煉形」的觀念,以肉身為爐鼎,盒子既是禁錮之所,也是自我鍛造的器皿。個體必須經歷反覆的灼燒、磨煉與碰撞,才可能在限制中重新認識自己,突破既定邊界,完成從有限載體通往無限可能的超越。”
然而,在這套高度理性、秩序井然的視覺系統中,文建又植入了神秘而幽暗的火焰意象。這些火焰並不熾烈張揚,而是由低明度、高濃度的深紅、暗赭或墨藍構成,彷彿來自另一個維度的能量,正悄然滲入原本封閉的空間。
火焰一方面破壞盒子的閉合結構與物理穩定,另一方面又與盒子冰冷、堅硬的物質屬性形成劇烈對比。它揭示出那些長期受到理性框架壓抑的精神動力,以及尚未被意識完全辨認的未知內容,正在突然浮現。
這些火焰並非自然主義式的燃燒景象,而更接近符號性的爆發、精神性的裂口,或能量逸出的痕跡,因而為作品注入深層的神秘感與隱喻性。
《盒子》系列所處理的,不僅是框架、邊界與承載物本身的力量,也藉由火焰這一超現實意象,指向禁錮之中的內在衝突與外溢可能。它暗示着在穩定秩序之下,始終潛伏着混沌、變異與不可控制的力量。
《核變》:能量、慾望與變異
與《盒子》系列的冷靜、克制與封閉相反,《核變》可以被理解為盒子內部受壓能量的猛烈爆發,也是桃子所象徵的生命力、慾望、腐敗與毀滅衝動的全面釋放。
在創作《核變》系列時,文建有意放下對畫面的控制,轉而擁抱原始、混沌、奔湧而不穩定的力量。畫面中的形態呈現出流動、爆炸、扭曲、崩解與腐爛重生等特質,彷彿物質正在經歷一次劇烈的內部變異。
在技法上,他採用潑灑、刮擦、堆疊、塗抹與覆蓋等較具身體性的處理方式。厚重的顏料彼此擠壓、吞噬與滲透,使畫面不再只是圖像的承載平面,而成為力量相互衝撞的現場。
色彩濃烈而飽和,充滿對抗性:紅色如鮮血般噴湧,黑色如深淵般吞沒,黃色則如灼燒中的火光。粗糙、混亂而厚重的肌理,強調材料自身的物質性與偶然性,使整個繪畫過程如同一場與控制慾之間的生死搏鬥。
在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內在聲音:它渴望掙脫框架、突破束縛,讓能量自由奔流;甚至願意透過破壞、燃燒與崩解,換取另一種重生的可能。
《狂瀾》:從物象走向純粹能量
其後發展出的《狂瀾》系列,進一步轉向對抽象形式與純粹能量的研究。到了這一階段,原本具體可辨的容器已逐漸消失,畫面不再依附盒子、桃子等明確物象,而是直接回應色彩、材料、運動與精神狀態本身。
這意味着藝術家逐步擺脫「載體」的束縛,轉而追求個體超越自身限制的精神可能。
在這一系列中,文建反覆推敲顏料的物理屬性,包括滴落、流淌、堆疊、潑灑、刮擦與覆蓋。他並非完全支配材料,而是讓顏料在重力、速度、濃度與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自行產生變化。
這些實踐印證了物質材料本身所具有的「能動性」(Agency):顏料偶然流動與交融的過程,同時也是「狂瀾」生成的過程。藝術家不再只是形象的製造者,而更像是一位能量的引導者與見證者。
畫面上,粉色、深藍與深紫激烈交鋒。層層疊疊的厚塗、沖刷與刮擦,既如海浪反覆拍擊岸邊,也如大氣層中的氣流、星雲與風暴彼此捲動。
這是「載體」被徹底衝破後的狀態,也是情緒與精神力量毫無保留的釋放。畫面不再描述某一個具體對象,而是直接成為力量、速度、節奏與感知的現場。
東西方藝術語言的交會
在形與色的研究過程中,文建曾借鑑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的繪畫觀念與技法,包括傑克遜・波洛克、海倫・法蘭肯瑟勒、威廉・德・庫寧及馬克・羅斯科等藝術家的藝術實踐。
波洛克對身體動作與顏料軌跡的重視、法蘭肯瑟勒對色彩滲化與畫布關係的處理、德・庫寧在具象與抽象之間的張力,以及羅斯科透過色域所營造的精神性空間,均為文建提供了不同層面的啟發。
然而,他的藝術語言並非單純建立於西方現代藝術的脈絡之上。嶺南畫派的用色、筆法與自然觀,尤其是居廉對花卉、草蟲與物象生命感的描繪,同樣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
因此,文建的繪畫並不是對某一既有風格的直接模仿,而是在東西方藝術經驗的交會之中,逐步建立自身的視覺語彙。他既重視材料、行動與偶然性,也保留了東方繪畫對氣韻、生命流動與精神觀照的關注。
碩士課程的結束,並沒有令文建停止藝術上的追尋。離開校園工作室後,他仍然在日常工作之餘,持續沉浸於個人的藝術實驗之中。文建告訴我,最近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觀看繆鵬飛的展覽後,又受到新的觸動,並由此萌生更多構想與嘗試。
這種持續吸收、反思與轉化的狀態,正是其藝術發展的重要動力。對文建而言,創作並不是一條抵達某種固定風格的道路,而是一個不斷提出問題、拆解自身,再重新建立秩序的過程。